你是否听说过向困难人群免费发放食物的“食物银行”?这次疫情期间，食物银行在许多国家都登上了媒体头版，从美国到瑞士，失业潮重压下需要免费食物的人群变得空前庞大，作为一种社会支持手段的食物银行的意义，也因此空前凸显出来。
李冰是中国首家食物银行的创办者，从上海的老旧小区开始，她与她的“绿洲公益”七年来致力于同一件事：将那些“多余”的食物送到需要它们的人们手中。每个月的食物包、每一天的免费蔬果与散落街角的共享冰箱，在施与受之间，它们不止是食物，也是一种连结、一种支持，一点点总会如期而至的安全感。
葛家楣第一次走进祁桂荣家中时，后者的丈夫已经几乎没有了行动的气力。2018年，上海浦东的这一对退休夫妻双双检查出癌症，随后又共同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吸引了一批本地媒体的关注。
当时59岁的退休工人、“绿洲公益”食物银行行长葛家楣从电视台的画面中瞥见了熟悉的门洞。顺着镜头中拍到的门牌号，葛家楣当周便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敲开了祁桂荣的家门。
在当时，“绿洲公益”已开展了5年“爱心食物包”活动，只要征得对方同意，便每月为需要食物的家庭提供价值120元的食物包。除了最基础的油米以外，还包括各家企业捐赠的其他食物，以帮助一些家庭节省开支，用于医疗等更需要的地方。
祁桂荣对于他们的到访颇感意外——虽然已经接受了政府和社区的帮助，绿洲公益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公益组织。葛家楣回忆，当时祁桂荣床榻上的丈夫虽然精神不好，但仍“很高兴”，“没有想到除了政府和社区之外，还会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浦东塘桥街道食物银行的捐助名单上，就这样又多了一户。
生在上海却难求温饱的人
除了祁桂荣，绿洲公益的捐助名单上还有原因各有不同，但困境十分相似的数百个家庭。
2018年，2400万户常住上海人口人均GDP为13.5万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但与此同时，约17万户低保家庭仍在依靠每人每月1160元的低保收入生活，其中大部分是“看个病都要一千块不止”的老人。在绿洲的捐赠名单上，受捐助者的遭遇被以简短文字一一注明：征地农民、纳保(因未曾缴纳过社会保障金而无法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重残无业、以及“失独家庭”——曾有刚上高一的学生志愿者很认真地问过葛家楣，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病痛、意外伤残、亲人早逝，绿洲的绝大多数受助者遭遇过迎面而来的厄运，或至今仍在漩涡中挣扎求存。食物包最早的受益人之一朱叔是一位癌症患者，确诊不久又遭遇失业，妻子也在这一系列打击下离去。依靠着食物包，朱叔当时初二的儿子今年已完成学业，即将开始工作，但朱叔的健康状况却在此时骤然恶化。“眼看孩子大专要毕业工作了，心里的事要放下了，身体一下子就不好了。”
另一位上海阿姨曾有过做老师的丈夫和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四十多岁便早早去世，儿子又因心脏疾病丧失了工作能力。阿姨本人在插队回沪后一直在弄堂中帮忙接听电话，十几年没有缴纳过社保，离开工作后很快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儿子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让周遭了解到家庭的困窘，更不愿意寻求帮助。“他们是买不起很好的食物的，甚至可以说买不起食物。”最终，阿姨偷偷给绿洲打来了求助电话。
失独家庭的情况则尤为揪心，其中一户的儿子成年不久就不知所踪，“小孩到外国去，想挣钞票，死在外面了。哪里死、怎么死的都不晓得，也没赔到钱，二十多岁年纪，就死在外面了。”被留下的父母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现在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对贫困也认知得越来越深刻。”绿洲公益创始人李冰感叹。十几年前，不少人对于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却仍需要食物接济的人感到不解，认为他们或懒或贪。“现在大家越来越理解到了，他们只是真的无法拥有。”
让更多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作为中国唯一被世界食物银行认证的分支机构，爱心食物包背后的绿洲公益数年来践行着一个听起来非常直白的理念：让更多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食物在上桌前就已被丢弃，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和垃圾处理压力。而与此同时，超九分之一的人口每晚爬上床时仍旧腹中空空。
“一方面有很多食物被浪费，一方面很多人吃不饱饭，把本来会被浪费的食物给到原本吃不上的人手中，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理科生出身的李冰用手在空中简单地比划了一个环。
食物银行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目的是将“多余”的食物收集起来，再分发给有需要的人，一面减少食物浪费，一面为困境中的个人提供必要援助。过去半个多世纪，类似的社会援助机构在全球多地逐步发育成熟，并形成了全球食物银行网络(The Global Food Banking Network)这一国际联盟组织，对各地实践给予指导和支持。
除了帮助遭遇困境的个人和家庭解决口粮问题，过程中以食物为载体和纽带所体现出的社会支持也是当代食物银行发展的关键理念之一。
绿洲食物银行是同一模式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尝试。目前，它主要接受企业捐助，多为临近保质期限或卖相有瑕疵、难以卖出好价钱的食物。绿洲公益的年报中对这些收集来的食物用了“抢救”二字：截止2018年底，食物银行抢救了462吨即将被浪费的食物，分发给了43万人次。
与此同时，上海每天要销毁1200吨有机垃圾，其中大多数是食物。
“并不是所有过了销售日期的食物都一定要被扔掉。”李冰说。在环保主义盛行的欧洲，有不少关于食物食用与保质期限的指导，食物银行也为大众所普遍接受，但在中国，这样的尝试才刚刚起步。
在塘桥街道分发点背后的仓库中，除了粮油米面，货架上还整整齐齐地码着进口风干果脯、金枪鱼罐头、以及日式零食。原则上，绿洲鼓励企业捐赠的是临期食物，而临期还未销售出的包装食品往往多种多样，所以食物包里的品类也颇为混搭。
截至2020年初，绿洲有长期合作关系的200余家捐助企业中大部分是外资企业，2018年春节，绿洲公益成为世界食物银行认证分支机构之一，此后找上门来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刚开始做那阵子一年大约能收到20吨左右的食物，现在有200多吨了。”但这仍不足国际食物银行平均受赠食物体量的五分之一。
“企业害怕”
是什么阻碍了食物银行在中国的本土化?“很多捐赠者并不希望告知外界他们有做这样的捐赠行为，”李冰和葛家楣都在采访中提到，“企业害怕。”
大部分普通人并不了解什么叫做临期食物，而捐赠食物的企业可能会面临公众指责。“我们接触下来的这些企业都非常害怕，很大一部分，他们怕出错。”
2020年1月的食物包发放清单上列了9个品类：“大米5公斤，油1.8升，挂面800克，披萨味酥脆饼干200克，烧烤味酥脆饼干200克，红米1公斤，凤尾鱼罐头184克，奶盖蛋糕300克，红咖喱酱50克。”粮油是用收到的捐助款自己买的，其他物品每个月都会有区别，依企业捐助的情况而定。
约定每月送出的价值120元的食物包，其实际价值往往达到两百上下，为了最大可能规避风险，企业通常选择的都是保质期较长，容易长期存放的品类。
也有企业提出替代方案：匿名捐赠，他们希望公益机构可以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捐赠的食物重新包装、去品牌化、不再让人知道食物来自于什么企业。李冰理解企业的顾虑，但这对于资金人力都不充足的民间公益机构来说并不现实。
除了社区的低收入居民外，绿洲食物银行也对接一些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和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为孩子们提供食品和教具。
比起居民，学校的标准需要更为严格——曾有一次，企业捐赠来一批原价19元每升的进口牛奶，当时距离标示日期还有一周时间。然而，牛奶的储藏要求精细，被列入“潜在危险食物”分类，必须经过巴氏消毒、然后冷藏或冷冻在特定温度下。谨慎的校方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这批价值不菲的物资。“如果出了事情，担不了责任的。”
事实上，绿洲对于企业捐赠者早有详细的审批流程，除食品安全外，操作卫生、员工健康、运输贮藏过程也都是关键指标，已能够有效控制住风险，只是企业的困境存在于另一个层面。在这方面，提高公众认知度、加大法律层面对企业捐赠行为的鼓励支持措施，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
投身于“小确幸”的人
光阴如水长流。联系企业捐赠、核对日期和品质、整理食物、发放给受助者……这些事情不大，要日复一日地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国内“首家食物银行”的名声背后，已经很少有人意识到绿洲公益其实是一家环境保护机构，还是上海第一家经民政局批准并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
从环境保护到看起来更像“扶贫”的食物银行，绿洲公益的“出人意料”或许来自于创始人李冰本人的影响：这个性格沉静、为人波澜不惊的上海女孩在考研时决定放弃自己在华东师范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改读了看上去几乎毫无联系的动物保护，而促成改变的契机极为偶然，只是大四那一年认识的一群关注藏羚羊命运的年轻人，在无意间让李冰决心投身于此。
研究生毕业以后，李冰进入一家关注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益组织，专注于东北虎保护研究。此后几年，家庭原因使得李冰选择离开，又全职投身于自己创立的绿洲公益。
“一开始绿洲公益关注的是环保领域，这也和我之前做东北虎保护算是一脉相承。我们做过小水域的生态治理、做过田地小农场有机化、也做过低碳城市，但是做到后面就会面临一些不知道如何突破的困境。”李冰回忆，“13年底至14年，我们听说了这样的一种形式在香港得到认可，也算是大陆的蓝海，就开始在长寿路社区做一个惜食分享的项目，开始收集和分发食物。后来受到邀请去美国参加了正式的培训，意识到分享食物也可以做得很专业。”
“其实我们一直的理念都是从环保出发。”李冰说，“我们不是专门的扶贫机构，只是在环保的基础上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不是更好么?”
在李冰看来，食物银行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到的人，这就够了。“每天来领一份食物可能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小确幸，是生活里推动他每天开开心心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他在很困难的时候、快要走上绝路的时候，这一点点帮助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点点日常的、持续的关爱感，可能会成为不少人生活中的一个“盼头”。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李冰这样形容自己，“只要有人可以捐，有人愿意拿，这个事情就可以持续地做下去。”
2019年，在原有的爱心食物包基础上，绿洲公益又在上海的社区中推行了每日蔬果分发。
在塘桥社区，这些分发的果蔬主要来源于附近的一家德国超市，每日停业后，超市会将销售截止日为当天的果蔬整理运送至食物银行。次日清晨，社区中登记过的低收入家庭可以来指定地点领取，剩余的则会在中午派发给附近的环卫工人，每人每日可以领取一份蔬菜、一份水果，有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工友可代为领取，而困在楼梯房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残障人士，则由楼道或居委的工作人员帮忙。
无论是食物银行、还是每日给需要的人群发放水果蔬菜、或是街边的共享冰箱，似乎都很难写出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在这条路上，一个致力于给贫困的孩子们提供自习场地的印度年轻人的事迹多年来激励着李冰。与大肆渲染包装贫困儿童“艺术天赋”或“创伤经历”的组织不同，这个自习场地的创立者的初衷，仅仅是让孩子们“看见”这种可能。
李冰想做的也是如此，“无论怎样，希望他们每天领取的这一份蔬菜水果，能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小确幸。”
直到2020年过年前，葛家楣的手机仍旧不时收到来自祁桂荣的信息。“有时候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祁桂荣这样写道。葛家楣很了解，这是病情又反复了。两年前，在绿洲公益介入的几个月后，祁桂荣的丈夫便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继续与癌症抗争。
“她是一个很开朗，很爱说的人。做治疗也就是自己背个包就去了，”葛家楣说。在发来那条信息之后一个月，祁桂荣也告别了人世。
疫情中的“危”与“机”
2020年，由于疫情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食物银行在全球各地都登上了媒体版面，一面是骤增的失业人群突然涌向食物银行的申领窗口，另一面则是香港、加拿大和美国多家食物银行因捐赠不足、供应链断裂而陷入困境，也有不少食物银行因疫情防控的原因被迫关闭。
危机之中，美欧多地出现企业主将自己的营业场地出让给食物银行进行分发和储存物资的新闻，维护食物银行，在许多国家正在成为人们维护自己坠落时最后一道“安全网”的共同努力。
因为食物包早在年前就已发放到了受助者手中，疫情没有对绿洲公益的活动造成太大影响。在战疫最为焦灼的时候，也有不少企业联系李冰，希望可以向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捐赠食品物资，“食物成吨成吨地来，”李冰说。但当地社区管制、加上物流运输不便、以及后期物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绿洲的尝试未能成功。
2月初开始，绿洲恢复了日常的蔬菜发放，食物包的供应也恢复了正常。“事实上，疫情后期开始，我们收到的食物和资金援助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往年同期水准。一方面疫情期间有一些食物库存的积压，另一方面通过这次疫情，也许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了社会责任的重要。”
目前，除了继续之前的正常运营，绿洲公益还在寻求一些新的合作可能，比如将食物包派往更为贫困需要帮助的其他地区，与企业合作打包食物活动，以及最近正在策划与农场合作的丑食分享。
分享冰箱活动也在稳步扩展中，今年在上海预期能从二十多个冰箱点扩展到五十个左右，还会在广州花都区开始试点。
也许，还要买辆车——李冰说，她想要做一个移动的食物银行，只是仍然缺人。“现在所有人都在满负荷运作了，人手太紧张。希望可以能找到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