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米的距离，层层加码到3600元。”
“我知道你家在哪，不给钱就天天上门。”
“谈好的2000元，坐地涨价至1.8万元。”
这不是“黑出租”再掀风浪，也不是1818黄金眼里的“新型诈骗”套路，而是国内同城搬家货运公司的“常态”。
2020年5月，大V博主“川大發”和好友“我是FancyWang”披露两人在“货拉拉”遭遇漫天要价，1.2公里的路程，竟然要收5400元搬运费。
在搬家师傅不付钱就扔东西的变相要挟下，博主只得妥协，事件发酵后，顶不住的货拉拉发布了致歉整改声明。
无独有偶，今年7月，歌手吴虹飞曝光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恶意加价，前后费用相差一万余元，经监管局调查后，四方兄弟公司最终被罚80万元。
这尚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数千万没有渠道的普通人只能自行消化被坑的事实。
消费欺诈、标准模糊、霸王合同……即便有了互联网的加持，各种行业乱象依然屡禁不止，就像横亘在心头的一根刺，拔出来会溅一身血，不拔出来又会溃烂成疮。
这种复杂的“两难困境”，究竟是谁之过?
“乱象频出”跌破三观
1988年12月，中国第一家搬家公司“利康”在北京挂牌成立，被视为时代的一大进步，过去搬家时“面子搭人情”的老黄历彻底翻了篇。
然而，再精彩的开头，也不一定能换来对等的结局。此后三十余年间，搬家公司不断更新换代，在接受互联网的改造后，更是一日千里，据易观数据分析显示，2021年同城货运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5万亿元。
与市场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各种“潜规则”。搬家公司的门槛并不高，一辆车、几个人就可以做生意，有些甚至没有固定的货车和工人，有活时才会临时雇佣，基本技能、物品安全、合同文本、路线设计等标准近乎空白。
但这些公司自有一套发家秘诀，就是依靠“高仿”知名搬家公司，再通过网站竞价排名来进入大众视野。
价高者得天下，上面提到的北京四方兄弟有限公司，就是个中高手。从2017年2月起，四方兄弟就将某搜索引擎、58同城等资讯类网站的竞价排名作为重要获客渠道，不明就里的消费者纷至沓来。
一旦入瓮，四方兄弟的工作人员便会通过隐瞒收费项目、将计费单位偷梁换柱等一系列手段，赚取高额搬家费。
上面提到的歌手吴虹飞，就是这种惯用伎俩的受害者。在事件还原里，吴虹飞搬家的距离约30公里，使用了两辆车、6名搬家工人，按原先约定，各项费用加起来应为1500元～2000元，但7月25日搬家当晚，账单总价达到了1.8万余元。
“陷阱”一环套一环。四方兄弟公司的收费标准中，有一项“贵重物品费”，该项下有一条“附加费”，“附加费”中又有一条“楼层费”，直到这里才有则不显眼的说明，“人工搬运需按每人每小时300元计算”，一般人根本无法察觉。
人工费的计时自然也有文章可作。吴虹飞的搬家车一辆迟到2.5小时，一辆迟到5小时，但最后全部6名工人均按7小时工时收取费用，对此四方兄弟给出的解释是：“不管是堵车还是在路上，从(发车)开始到结束搬家都算人工费。”
细思极恐的是，这样的“恶性收费”事件在四方兄弟公司并非初犯。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2019年7月23日，顾客丁某某原约定的服务费6440元，在结账时变成了21440元，闹上法庭后，最后以四方兄弟公司败诉告终。
事情发酵后，曾有记者来到四方兄弟公司在“天眼查”上的注册地址，发现该地址为一处创意产业园，园内并没有公司从事搬家业务。
倒是其官网上的总部地址，东四环附近的小武基村有迹可查，村子主干道停着的不少厢式货车上，多印有“兄弟金牌”、“兄弟平安”等名称，山寨横行。
“正主”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对此万般无奈：“目前仅北京地区就有200多家带‘兄弟’字样的搬家公司，对我们的口碑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想整治也是有心无力。”
同样受到困扰的还有“成都蚂蚁搬家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6月，蚂蚁搬家收到60余起投诉工单，调查后却没有一起与“真蚂蚁”有关。
皮包公司们不仅行为拙劣，还虚设官网，并通过页面设置巧妙指向真蚂蚁公司，来逃避监管。
这些不过是搬家行业乱象中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恶每天都在发生。湖北姑娘小丽在搬家过程中屡遭“扯皮”，不加钱不发车。
紧接着，师傅又以平台扣钱为由，软硬兼施要求微信转账，接下来的数月内，小丽不断收到带有“X暗示”的信息，多次投诉无果后，小丽只得报案，始作俑者正是那位搬家师傅。
除了遭遇变相加价，还要受到人身威胁，小丽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哈尔滨的邹先生约好的200元搬家费，大跳价后变成了2460元。
在等待邹先生“同意”的时间里，6位工人打开邹先生家的冰箱，水果、饮料随意拿取，吃喝之余，还不忘放狠话：“哥们都知道你家在哪，不给钱后果自负!”一副社会人做派。为了安全考虑，邹先生最终出钱了事，破财消灾。
新浪旗下的黑猫投诉平台上，与搬家有关的投诉有2477条。在另一家投诉平台“聚投诉”上，搬家一词的搜索结果也有804条。
积怨已久下，消费者和搬家公司间的矛盾已势同水火，冲突一触即发。
“天价搬运费”谁之过
实际上，这种事前隐瞒、事后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被“默许”的，在中小型搬家公司中尤为常见。
这些公司往往在竞价排名中投入重金，四方兄弟出事后，有人曾帮其算过，每天用在搜索引擎上的花销不会低于6000元。
为了继续生存，就必须拉高搬家费用，但又不能明着来，只能先用“低价”作为诱饵，宰一票是一票。
如此一来，搬运工的报酬遭到压缩，业内工人提成普遍只有约10%，微薄的回报下，工人们不得不在报价中做手脚，以赚取更多报酬。
网约搬家公司的另一狡黠之处在于，从头到尾不签订合同，也不提供正规电子发票，收完费即两清，此后再有什么问题，概不承认，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维权也很难成功。
即使是头部平台，同样存在这样的“漏洞”。比如货拉拉虽然对于搬运入户的各项费用有较详细的标准，但对进楼前的搬运费却没有具体规定。
纯人工搬运距离超过50米时，平台允许客户和司机协商费用，这意味着有100%的空子可钻，后果可想而知。
但若把所有矛盾都指向提供服务的司机(工人)，又有失公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甚至也是受害者。
当蓝海变成红海，意味着肉搏赛拉开序幕。2015年后，搬家平台进入爆发期，从7845家迅速增长到2020年的20059家，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
2019年以来，货拉拉在全国各地陆续调低运费。天津货拉拉长途运费骤减，81公里以上价格为1.8元/公里;昆明货拉拉81公里及以上收费降至2.8元/公里;郑州货拉拉起步价调至50元/5公里。
司机收益被不断摊薄，只能通过多跑单，提升接单量才能保障收入，但另一个新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货拉拉采用的是会员制，想要抢到更多单，必须先花钱提高自己的会员等级，不同金额待遇不同。
199元～389元/月为初级会员，高级为399元～799元/月，超级为599元～999元/月，只有超级会员可享受无免单上限(免单即每天免收取信息费的单量，也称为抽佣)，不交会费每天仅能抢两单。此外，每个司机还要缴纳1000元押金。
这样“盘剥”下来，扣除会员费、抽佣金、油费等，已所剩无几，超过70%的司机每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
而背后的货拉拉却稳坐钓鱼台。据媒体报道，货拉拉平台目前注册司机超过300万，假设活跃司机为150万人，仅押金就有15亿元，再假设会员人数为100万人，每月每人平均缴纳300元，每月平台将会收到3亿元会费，每年36亿元。
有压迫就有反抗。广东、杭州、天津、河南等地相继爆发司机大规模抗议热潮，货拉拉强制要求张贴车身广告的问题也被扒了出来，不配合账号将被永久静默，不能接单，照做又将面临交警大额罚款，怎么做都是错。
“私下乱加钱确实不合理，但平台运费价格实在太低，单子也越来越难抢。”某位匿名网约搬家平台司机有些无奈，“我们也要讨生活的。”
颇讽刺的是，这些号称“月入过万，收入自由”的货运平台，几番操作猛如虎之后，既没赢到用户的口碑，还冷了司机们的心。
行业生态能否净化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同城货运网络平台的交易量达到496亿元，市场规模也从2013年的7100亿元上升到12732亿元。
互联网的介入，更像是充当了一个整合所有信息的中介，效率是提升了，空白是填补了，但搬家行业的痼疾，仍然存在。
不是没想过改变。货拉拉曾试图去标准化搬运收费，结果显然不尽人意，因为每次搬家情况不同，涉及有无电梯、楼层高低、价格数量等诸多问题，标准难以明晰，司机的个人素质也不在可控范围内。
另一方面，竞争仍在白热化。2020年4月13日，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快桔安运货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滴滴出行CEO程维，正式杀入货运领域。
布局过程中，财大气粗的滴滴疯狂进行“烧钱补贴”，6月23日，在杭州与成都的试点服务中，滴滴货运订单突破1万单。
行业硝烟再起，迅速掀起新一轮价格补贴战，恶性循环无休无止，受苦的最终还是消费者和司机。
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上，头部货运平台正在转移重心。虽然同城货运行业市场规模巨大，但搬家业务仅占15%左右的份额，低频、刚需、非标准化，导致平台动力不足，并不愿分散太多精力去严格监管。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仅靠平台之力很难肃清行业乱象，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干预。2019年，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局曾发布《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十七条规定，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健全交易规则和服务协议，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制定并公示解决规则。
2020年6月，北京市场监管局也发出《搬家行业经营者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勒令本市搬家行业经营者加强价格管控，破坏市场秩序者将纳入诚信系统，保护消费者权益。
从头回溯，“天价搬运费”看似是个人行为，背后又何尝没有平台势力的推波助澜，以及各方利益博弈造成的局面反噬。
初心若是坏了，屠龙者终会变成恶龙，所谓的行业革命，也将彻底沦为华美外袍下的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