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朋朋

编辑 | 范志辉

8月21日，台湾金曲奖落下帷幕。

田馥甄凭借《无人知晓》获得最佳华语女歌手，贡献了当晚金曲奖的最高热度，粉丝激动庆贺，称“出道20年最好的礼物”;陈珊妮现场科普音乐制作人，也赢得圈内外人士击节称赞;罗大佑获得特别贡献奖，获得全场起立鼓掌。

作为当晚的最大赢家，台湾知名嘻哈歌手杜振熙(aka蛋堡)一举夺得最佳华语专辑和最佳华语男歌手两项大奖，但在内地观众面前仍不够脸熟，讨论度甚至不敌田馥甄的颁奖嘉宾吴青峰;无缘最佳女歌手的万芳获得了最佳评审团奖，除粉丝戏称新专辑《给你们》名字不吉利外，评论寥寥。

谭维维、李泉作为唯二获得提名的内地歌手，最终均无缘领奖台。面对着完整获奖名单，歌迷只觉得歌没听过，人也不熟悉。

除此之外，这一届颁奖典礼的关注并不多。据音乐先声观察，微博话题#第32届金曲奖#在当晚23点迎来关注巅峰，可阅读量不过区区5454万，讨论量不过3万。其中，音乐KOL、明星后援会是主要的话题贡献者。

作为华语乐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与电影金马奖齐名的音乐奖项，台湾金曲奖的关注度与讨论度却显得与这些头衔不相称。近年来，金曲奖获奖作品频频爆冷，音乐越来越小众，音乐人越来越没有知名度，“一年不如一年”的唱衰声不绝。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时代还需要金曲奖吗?

金曲奖缘何式微?

“金曲奖不好看了”“一年不如一年”，并不是内地乐迷的一家之言。早在2010年前后，台湾金曲奖的收视就不太好看，屡创新低的新闻络绎不绝，动辄流失观众百万人次。

直至2020年，金曲奖才将颁奖典礼同步至线上平台直播，在YouTube官方频道获46万余次观看，成绩也谈不上亮眼。今年的成绩还要略逊色于去年，观看人次仅36万(截至2021年8月23日8点)。可见，在互联网这条赛道上，金曲奖不仅起步晚，而且动力也不足。

同时，金曲奖的评奖方式也仍未进入互联网时代。目前，其评选规则仍然依托于实体唱片的制作和发行，仅评奖标准“歌手专辑必须在台湾地区同步发行”一条就将许多内地歌手拒之门外。而随着音乐流媒体的迅猛发展，唱片业成为了明星们“亏本经营”的附属品。

已故的摇滚巨星大卫·鲍伊曾预言：“音乐这东西将变得像自来水或电一样方便可用，你们得做好要办很多巡演的准备，因为那真的可能会是剩下的唯一还带有个人特色的东西。”

如今唱片已经成为了亏本的买卖，甫一发行，明星们便火速投身巡回演唱会，以门票收入来弥补制作成本。与唱片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81年到2018年间，演唱会的平均票价上涨了400%以上，远远高于总体消费物价指数160%的涨幅。

在数字音乐的冲击下，实体专辑唱片发行量的接连走低，原来一年推出一张唱片的天王天后，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推出一张全新的作品。以天王周杰伦为例，自2000年至2008年他每年至少推出一张唱片，而在近几年歌迷翘首以盼也仅仅盼来一支线上发行的单曲。

唱片市场的持续走低，评奖标准的固守成规，选出一个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双赢的作品变得难上加难。32岁的金曲奖，似乎也遭遇了自己的“中年危机”，但是背后是整个台湾流行音乐的窘境。

在金曲奖迅速崛起的第一个十年，我们见证了张雨生24岁便开始的等待，歌王从周华健传递到张信哲，最终在千禧年来临之际，传递给了才华横溢的23岁年轻人——王力宏。

彼时，海峡对岸的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金曲奖为何物，但是金曲奖榜上有名的声音如海风向对岸吹来，席卷大江南北，坐实了台湾流行音乐在内地的中心地位。

2000到2010年间的第二个十年，金曲奖持续着它的辉煌。周杰伦、孙燕姿、张惠妹、五月天、苏打绿、陈奕迅、林俊杰这些身影在颁奖典礼上熠熠生辉。

但是在对岸，大陆本土的流行音乐选择了全新的赛道，野蛮生长着。以《超级女声》为代表选秀节目爆火，公众用手机短信决定着下一个流行风向;以许嵩为代表的网络歌手，摩拳擦掌，在二进制的空间里开疆拓土。

市场已经将话语权从专业的颁奖礼评审手中夺过话语权，交由公众并且持续至今。2018年第29届金曲奖在颁奖，内地的歌迷忙于送《创造101》中的练习生出道;2020年第31届金曲奖在疫情之下艰难求生，内地的歌迷一边看姐姐们乘风破浪，一边看乐队迎来夏天。

不容置疑，华语音乐的重心已经从港台转移到内地，音乐的内容生产都向市场力、消费力更强的内地倾斜。而台湾经济社会的停滞和音乐市场的低迷，也在悄然改变着年轻人的审美格调。

2017年五月天爆冷输给草东没有派对便是一个信号。温柔浪漫的台湾流行音乐输给了耳目一新的丧气质，年轻人不再想“私奔到月球”，他们“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

金曲奖，绝不只是小众狂欢

败给互联网流量，是台湾金曲奖需要面对的不争事实。但即便如此，在风光不再之后，它始终保持着音乐人心中的权威地位。

在第32届颁奖礼上，金曲天后田馥甄仍然哽咽着说走上领奖台的楼梯“腿软了”，她将金曲奖视为童年梦想实现的标志，说小时候便在浴室忘我高歌的她说“妈妈我没有浪费水费，我拿到金曲奖了”;去年，在台湾乐坛已经摸爬滚打20年的梁静茹在金曲奖前，仍在ins上忐忑不安地展示自己的小抄。

除此之外，台湾金曲奖的公信力更源于在艺术性和流行性的博弈中的不屈服、不妥协。不得不说，这么多年，对于小众音乐的发展和传播，金曲奖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本届金曲奖上获得最佳演唱组合大奖叫“寻人启事”，在内地这是一个接近于为所未闻的名字。作为一支阿卡贝拉合唱组，本次获奖专辑《Dear，Adult》也是通过众筹完成。在组合的宣传片中，寻人启事说“这五年很多人告诉我们不可能，阿卡贝拉的音乐不可能成为流行，人声乐团不可能站上更高的舞台。”

而这届金曲奖将他们五年的努力和坚持盖章认证：不可能变成可能，阿克贝拉值得更大的舞台。

回想去年金曲奖，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内地音乐人裘德也是个陌生的名字。作为由网易云音乐“石头计划”扶持的唱作人，内地媒体人评价道“裘德入围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真正用心做的好音乐一定是有机会被听到的，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好的音乐人不会被埋没。”

在更早的第18届金曲奖，MC Hotdog热狗《wake up》获得最佳国语专辑。那时大众还在探讨Hip-hop歌手是否可以成为歌手，金曲奖评审已经为其抛去橄榄枝，助力嘻哈音乐在迈向主流的征程中激流勇进。

究竟何种音乐可以称之为“金曲”?答案定是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金曲榜”并不是KTV排行榜，收听量不是好音乐的至上标准。

纵观如今的音乐市场，新兴神曲层出不穷，大众渴求好作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抖音2020年的十大爆款歌曲中，大部分歌曲都收到过或多或少的非议，而越来越多地音乐只局限于15秒到30秒的副歌部分，虽然总播放量945亿，相当于全中国平均每人播放67次，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甚至从未完整播放过一次。

在此背景之下，台湾金曲奖旨在透过“金曲”的背后，为大众重新界定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和审美标准。小众音乐是流行音乐的个性化标签，金曲奖给予它们主流意义上的认同;而通过金曲奖的传播将小众音乐的受众群体扩大，使流行音乐的未来可能性不断扩大。

我们仍需要金曲奖

不否认，32年金曲奖走到如今，已显疲态。

在“金曲奖是否应该被取缔”的质疑声中，专业的从业者、媒体人都在向其表达敬意。因为这不是一份简简单单的获奖名单，而是一份流量逻辑时代中的投名状。

金曲奖坚持公众音乐素养的宣教，为最佳MV导演、最佳编曲人、最佳制作人、最佳录音加冕，告诉公众一首“金曲”绝非仅有台前的一位明星，还需多很多专业人才做去鼓励，还有很多标准需要去坚持。

评审团主席陈珊妮为制作人正名的颁奖词顺利出圈，她在现场向公众科普什么是音乐制作人，说制作人的工作是“在音乐和音箱间，整合一切琐碎与创意，用另一种匠人精神做到极致，做到无可替代”。

同样，金曲奖还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的力量。今年，金曲奖将特别贡献奖颁给了罗大佑，马世芳作为引言人宣读了金曲奖评审的看法——“一个歌手他可以不止拥有诗人的灵魂，他还拥有思想家的精神和革命家的气质，一张唱片也可以成为震撼时代的启蒙事件。”

在流量时代，不将商业价值奉为圭臬，也使得金曲奖之所以成为金曲奖。

我们还需要金曲奖，还需要更多的金曲奖。